【圆桌论坛】Sora、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我国国际传播的新生态

　　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国际传播领域的广泛讨论。关于此类技术的实践和应用成为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前沿领域。从内容生产力的提升到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再到潜在的伦理和法律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着国际传播的生态转型。以中国为方位，紧抓技术创新的机遇，建立审慎的规制体系，积极加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球竞合场域，推动其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正向力量，成为亟需研讨的时代议题。

　　当前，以Sora、ChatGPT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正在掀起全球信息传播领域广泛的变革，也深刻改变着我国的国际传播生态：在技术层面，是否会引发新的信息传播和知识生产霸权的生成；在哲学和伦理层面，人与技术关系如何再定义，以及如何应对真实、公平、包容等原则所面临的新挑战;在产业层面，全球信息产业竞争格局是否会因生成式人工智能而发生进一步激烈变革；在文化交流层面，虚拟仿真的全球交往模式是否成为可能;在地缘博弈和舆论斗争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引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多重变化等等，一系列紧迫性问题呈现在学界和业界面前。

　　就以上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开放式讨论。

　　龙耘：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深度嵌入国际传播之中。这一新因素的出现与强化将进一步挑战传统的价值秩序，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伦理争议。生成式人工智能使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知识产权、假新闻、深度伪造（deepfake）、数字鸿沟等经典价值两难议题更加复杂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一方面与在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联系密切，另一方面也将超越民族国家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交锋。例如，Sora等技术需要海量数据，重新引发了隐私保护的经典议题。相较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中国更强调隐私的社会聚合价值，因此更容易让渡个人信息或数据用以社会治理。即使就“西方”而言，欧洲与美国也存在重要差异：前者更为强调隐私的人格特质，而后者则关注隐私的市场与商业价值。在地缘政治视角下，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传播的内容与媒介的角力，更是具有规范意义的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的竞争与摩擦。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就是个人数据与隐私处理的重要区域性法律规范文本，它不仅规范着相关国际传播活动，同样也具有国际性示范作用。2023年中国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指出：“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在伦理规范的全球博弈与协作中，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全球治理进程。

　　钟新：在积极影响方面，技术创新带来了新的、高效能的国际传播生产力。去年和今年震撼全球的ChatGPT和Sora带给世界全新的图文、影像信息生成工具，很多产品超越了人类的想象，且生成速度之快可以用“秒成”形容，远超人工生产速度。这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引领全球的技术必将推动国际传播信息生产的技术迭代，对于创新发展具有革命性推动意义。从消极影响方面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形成新的技术鸿沟，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在网络国际传播场域会赢得更多话语权，由技术鸿沟拉大话语权鸿沟，可能逐步形成新的国际传播格局；新技术可能加快对国际传播旧产能的淘汰，对国际传播产业形成新的压力；生成式人工智能让学界业界较为担忧的是更为深度、难以辨别的伪造，即虚假信息的泛滥，给国际公众正确认知世界带来更大挑战，可能成为国际认知战的新战场，给负责任的专业媒体辨伪带来更大困难。

　　周敏：首先是文化差异的视角，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动创作能力使得文化产品的生成速度大幅提升，满足了多个行业对快速生产、稳定品质的文化产品需求;同时，可能改变文化生产的生态系统，从传统的手工创作向数字化、自动化的方向演变，影响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文化元素可以更容易地传承、演变和融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但大规模生成的文化产品可能导致文化同质化，对文化多样性产生冲击；文化产品的内容也会浮于表面，因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只是对指令的满足和再现，缺乏人类创作者的深度理解和情感共鸣。在国际传播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的内容易于忽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思想文化、语言表达、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在建立隔阂、产生误解等方面的潜在风险需要关注；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所引发的信息安全与伦理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目前，人们发现人工智能可以用于训练生成虚假信息，并被应用于学术造假等信息伪造，影响内容生成领域的生态环境，对信息的传播和可信度产生重大影响。业界必须关注如何应对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信息安全隐患和虚假信息传播问题。由于使用者可能无意间输入个人隐私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又将这些内容纳入机器学习模型，因此引发了隐私和伦理方面的关切。个人和机构如何保护数据安全，采取适当的法规和伦理准则，以保护用户的隐私权和权益，成为亟待探讨的问题。

　　陈积银：首先是技术和开发维度。需要关注其技术原理、开发过程和训练数据集的构建，包括算法的建模方法、数据的采集和清洗、模型的训练等。了解技术和开发过程有助于评估模型的可靠性、算法偏见和数据隐私等问题及应对之策;其次是社会和经济维度。必须关注人工智能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包括推动生产力提高，提供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方式等，也包括可能导致的工作岗位减少、职业转型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等负面影响。此外，还应关注人工智能在社交媒体、新闻传播和政治领域的影响，以及对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威胁;再次是伦理和法治维度。需要关注人工智能的道德标准和责任分配，以及如何确保其对人类价值观的尊重;最后是文化和跨文化角度。应关注人工智能在不同文化圈层下的应用，并努力提高多样性和包容性，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更大程度地为国际传播赋能添智。

　　陈积银：首先是应用于智能生产与融媒体内容制作。在新闻生产制作环节，丰富的智能多媒体编辑工具、虚拟主播、AIGC（AI生成内容）等技术已被广泛使用，在多模态生成场景下，利用AIGC直接生成动态视频，可以让视觉在AI的助力下实现更好效果；其次是AI生成内容检测。如国内首个AI生成内容检测工具——AIGC-X于2023年正式开始全网公测，可快速区分机器生成文本与人工生成文本，对AI技术生成的假新闻、内容抄袭、垃圾邮件进行检测，在内容版权、网络钓鱼、虚假信息和学术造假检测等内容安全、内容风控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未来，AIGC-X还会扩展为对人工智能生成文本、图像乃至视频的通用智能识别模型。这些实践对于国际传播中虚假信息识别起到一定的作用;最后是文生视频。2024年2月26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中国首部文生视频AI动画片《千秋诗颂》在央视综合频道（CCTV-1）播出，为未来国际传播领域文生视频出海提供了成功经验借鉴。

　　周敏：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成为舆论战、国家主题网络战略传播的新工具。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为公众使用时，有网友测试询问ChatGPT，中国的民用气球飘到美国时，美国是否可以将其击落，回答是“可以”。而当询问美国的民用气球飘到中国时，中国能否将其击落时，回答则变成了“不可以”。更有甚者可能通过不断地重复和投喂虚假语料来改变其对同一问题的回答。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信息生产和结构文本的能力，既能通过机器学习产生真假难辨、有明显立场的信息，更可通过公众的询问使用干扰正确的信息传播，影响国际舆论。国家主体可以在网络空间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战略传播，以塑造自身形象，进行网络宣传。

　　龙耘：第一，参与国际传播的内容创作。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能够基于海量数据参与国际传播的创意生产、传播策划、多模态文本转化等活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传统新闻工作者的协同工作，能够推动国际传播内容创作的多样化，助力讲好中国故事；第二，参与国际传播的内容翻译。国际传播涉及跨文化的内容转译与文本翻新过程，需要针对传播受众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状况进行精准化传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强大的算力协助国际传播的内容翻译，减少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跨文化误读；第三，参与国际传播的受众与舆情分析。基于强大的算力，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突破传统的受众调查方式，更为精准地理解国际传播受众需求、研判国际舆情走向，为国际传播提供策略性参照。

　　钟新：如果没有自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可能会遭遇技术“卡脖子”导致国际传播“卡嗓子”的问题。值得特别肯定的是央媒所属的国家实验室以及一些商业机构致力研发自己的工具，并取得相当成效。例如，“新华妙笔”提供了新的AIGC公文写作平台。据李彦宏介绍，“文心一言”将在2024年贡献数十亿增量收入。持续提升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公众应用覆盖面，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大意义。CGTN等中国国际传播主流媒体正尝试将人工智能运用于国际日常信息生产，推出新的AI产品，例如，数字人主播、AI辅助的多语种翻译等。

　　周敏：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自动生成文本、图像和其他形式的信息，但由于机器学习自身的局限性，许多自动生成的内容可能并不符合输入指令的要求，产生无效重复信息，甚至可能包含错误信息，引发信息过载和混淆。大量的碎片化信息使得人们更难以获取全面、深入的理解，削弱了传统媒体和信息源的权威性，影响公众对事实的准确理解。而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信息传播的来源不再受限于传统媒体机构，大量冗杂的信息甚至会给传统媒体机构的内容发布造成阻碍，缺乏对信息的审核和验证，增加了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的传播风险。同时，随着对其负面影响的熟知，公众也会对这些信息冗杂的问题进行留意和规避。媒体机构也注重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使其更能辨别和理解自动生成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在对信息来源和学习过程进行审核改进，从而减少无效信息和提高信息的质量。各部门制定法规和伦理准则，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技术的发展与法规的完善能够解决一些当前存在的问题。

　　陈积银：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内容生产和创新能力，可能带来大量无效、冗余、碎片化的信息，但其应用与发展并非全球信息传播过度去中心化的唯一原因。在“万物皆媒”的时代，信息的产生和传播可以不再受限于传统媒体、机构或权威等中心化的机构，相反，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同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自身就具备去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可能导致信息冗余、过载、碎片化和可信度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并非单单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所造成，还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此外，全球信息传播过度去中心化也反映了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交往方式的变化。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存在建构平等传播关系的可能性，也可能导致地区性和全球往问题，例如信息沟通障碍、文化冲突和价值观落差等，引发了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因此，全球信息传播过度去中心化并非单一因素所导致，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

　　龙耘：不认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所谓无效、冗余、碎片的信息可以被视为“噪音”（noise）。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噪音视为全球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与全球交往争端的原因，存在较为明显的逻辑断裂。传播研究以及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延续了香农信息论关于噪音的负面印象，即把理想的传播过程视为一种无障碍的信息流通的渠道。这从情感上可以理解，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跨文化与跨政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通常被视为理想结局。但现实的情形也许正好相反——无噪音、无障碍的国际传播很大概率是基于“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的想象。这种想象忽略了他者之自我主体性，从而导致实际效果的夸张乃至虚无。无论在约翰·彼得斯关于“对空言说”（speaking to the air）的媒介哲学思考中，还是基于控制论、信息论或符号学的研究中，噪音与讯息在各个层面上都保持着辩证的联系与张力。信号与噪音、信息的稀缺与冗余是一体两面，无法仅取一端。因此，与其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生产的噪音视为罪魁祸首，不如说，国际传播从来都是充满张力的，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产出了新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钟新：认同。AIGC为全球各类人群广泛使用，会产生比UGC强大若干倍的生产力，无疑会生成大量无效、冗余、碎片的信息，增加信息搜索、筛选的成本。这可能是影响网络空间国际交往的一种因素，可能带来全球信息传播过度去中心化，也可能形成新的全球中心或区域中心或更低层级的新的中心。新技术、新产品也可能刺激、催生新的交往。

　　钟新：首先，以开放与合作的心态积极拥抱新技术。只有开放，才能发展，这是历史经验。即便抱持不开放的心态，世界技术也会日新月异，而我们就得承受落后的结局；其次，以致力创新的心态发挥中国优势，努力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丰富的数据资源，可以尝试在娱乐等国际传播领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创新商业模式和服务；最后，以负责任态度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为全球数字文明贡献中国力量。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带来或即将带来的隐私权问题、数据安全问题、版权问题等伦理、道德、法律问题需要全球协作治理。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已经在积极行动。

　　陈积银：第一，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一方面，应积极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算力高效、数据高质、算法创新、人才多元、生态开放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可靠可控、透明可释、数据保护、多元包容、明确责任、价值对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第二，借助新一代智能技术与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和运行机制，为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提供技术支撑，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周敏：首先应当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研发。当前全球互联网中文内容占比较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预料文本也多为英文，因此应扶持本土企业或平台开发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加大互联网简体中文优质内容的供给，不断增强中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借助新科技打开言说中国和认知争夺的突破口，打好技术舆论战;其次，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动创新发展。制定和完善法规和伦理准则，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合理的范围内，并且符合社会的价值观和法律法规。从学术教育的角度看，应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和培训，培养更多了解和掌握这一技术的专业人才，培养复合人才。在发展技术的同时，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分享技术成果经验，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全球发展，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携各国之力共同应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法规和标准等共性问题。

　　龙耘：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技术与文化的杂合体(hybrid)，它将在多方面对全球传播生态产生重要的影响。从中国的视角看，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极端乐观和极端悲观论调都不可取。就前者而言，超人类的人机融合想象克服了全球传播与交流的阻碍，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创造技术乌托邦的想象。这延续了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设想，把技术视为文明进步的动因，具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后者而言，新的技术形态将固化全球权力格局，甚至加剧意识形态斗争，对国际传播产生消极影响。与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寻求一个恰切的理论框架，并因此忽略了这一多面体的复杂面向，不如关注它所联系的根本性追问，比如人机关系的议题。这种基底性的问题不但没有远离国际传播，反而更深刻地作用于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塑造着全球信息传播的新生态、新图景。中国国际传播既要超越工具主义的媒介观、技术观，也要超越“技术-治理”的刺激反应模式，从技术与文化的底层逻辑和元伦理学理论的革新中积极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挑战。换言之，不妨在具体化、情境化、关系化的视角下发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平台的多重指向，以“批判的”后人类的视角和姿态来观照并揭示国际传播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遇。

　　龙耘：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并非是对国际传播的限制与约束，而是一种积极的规范和主张。它有助于消除国际传播的合法性质疑，减少跨文化的伦理摩擦，推动国际传播事业的长久发展。科技伦理学者马克·考科尔伯格指出，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不仅涉及技术，还与人类生活与人类繁荣乃至非人类、环境与地球的未来密切相关。积极的伦理观有望为国际传播保驾护航，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这实际上对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要求：国际传播不仅需要符合实践状况的经验研究，也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规范研究，生产自主的规范理论体系。中国国际传播的规范传统杂糅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的诸要素，复杂而多元。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频频引发伦理争端的历史时刻，中国国际传播期待一套融合传统与未来、中国与世界、全球与地方、技术与文化的规范理论的出场。

　　周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否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自主权，以及技术如何影响了文化的塑造和传播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学习训练的过程中使用的语料大部分是英文，然后是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等。这是由当前互联网语言内容的占比所决定的，而这些语料的占比决定了其在信息检索和整合之源就不可避免带有来源信息的预设立场和价值观。内容产品的生成尤其需要展现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特色，在发展技术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各国的文化和话语权，在涉及文化产品生成和传播的领域，需要平衡全球化趋势和文化自主权的关系。另外，由于不同国家间的传播基础设施条件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加大发展中和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如何确保技术的普及，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如何扩大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包容性，确保更多人能够分享科技发展的成果，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钟新：讨论国际传播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要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本国产业和利益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要从全球共同利益视角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全球社会带来的积极或消息影响。例如数据隐私与安全、信息真实性、文化多样性、技术发展的普惠性、公平性等， 以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陈积银：一是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进行翻译和交流，但它们是否真正了解和解释不同的文化语境，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同时，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是否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而受到影响，也需要深入研究；二是人工智能对媒体与新闻业的影响。例如新闻报道的自动生成、内容的个性化推荐等，但这也带来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媒体的道德和职业标准等问题；三是影响力和声音的平衡。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改变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方式，使得影响力的平衡和声音的多样性受到影响。相对较小或弱势的群体声音难以被听见，而一些特定的意见和观点可能受到过度的宣扬和传播;四是数据隐私和权利。对于非内容型的平台，AIGC会有内容挖掘的需求，需要在前期对AI模型开展规范化训练。这意味着用户的隐私和数据权利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如何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和权利，以及确保数据的透明和公正，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毓强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姬德强系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